雖然城市公用事業不能改變其自然壟斷的性質，但通過經營層面的改革，政府和社會公眾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
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正面對岔路口。
“‘政府是投資主體，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這是關于城市公用事業改革一個整體的觀點，不可割裂來看。”10月17日， 特許經營 專家，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對本報記者說。
徐宗威的這番表態，源自人們對中國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路徑討論的升溫。而在徐宗威看來，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賣光式改革”問題之爭
從2002年起，以提高效率更好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為目標，以引入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全面啟動。與之相伴，各地城市公用事業產權多元化改革風潮迭起。
而今，當人們反思這場正在進行中的改革時忽然發現，這似乎更像是一場“賣光式運動”：城市公用事業的產權正迅速易主。
改革是否等同于產權轉讓？徐宗威提出，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要力避將其等同“產權轉讓”的傾向，并認為，“政府應當是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
“一般來講，具有公用性的東西產權如果歸個人私有，是會存在一些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對本報記者說。
他打了個比方：“如果把道路轉變為個人所有，假定他要利用財產權的絕對性，不讓你走，你就沒有辦法；反過來講，如果一個人擁有一條道路，必須要開放讓別人走，那么擁有這條道路又有什么意思呢？”
有學者認為，公共事業“賣光式改革”所陷入的最大誤區就在于，這將導致從傳統行政保護下的國企壟斷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壟斷———市場壟斷。
這種觀點認為，民營企業在“專營承包”等形式下，實際上獲得了該公共服務領域的完全支配權，因此搖身一變，成為享受壟斷紅利的專斷者，復制了以往國企的老毛病(效率低下、動輒漲價、挾壟斷以令民眾)，甚至更變本加厲，出于自利目的阻撓公共服務領域的深化改革。
“放開經營權是關鍵”
然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一種比較強烈的擔心是，這是否意味著“要把放出去的權力收回來，再坐享壟斷之利”？
有觀點指出，我國公用事業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一方面是公用事業單位浪費嚴重，成本居高不下，自身通過挖潛提高收入的動力不足，使政府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公共事業單位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工資、獎金和福利待遇，由此導致成本提高，經營難以為繼，不斷通過漲價向公眾轉嫁成本。
“由于公用事業領域基本上處于壟斷狀態，相關企業沒有競爭壓力，他們給公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價高質劣，導致公眾越來越難以忍受，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地步。”有學者指出。
而在徐宗威看來，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他解釋說，這里的“社會經營者”，可以是專業公司、經營公司、民營企業，也可以是國企、中外合作企業，甚至是個人。
徐宗威指出，城市公用事業的自然壟斷性，并不是因為政府投資造成的，也不會應為私人投資，城市公用事業的壟斷性就會消失，城市公用事業的這一基本屬性不會因為產權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他認為，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自然應該是政府，而這并不排斥社會資本的進入和參與。“只是社會資本的投入不擁有產權，而是通過政府與投資者商定的合理回報，逐步收回投資和利潤，來保證其應得的投資利益。”
在他看來，雖然城市公用事業不能改變其自然壟斷的性質，但通過經營層面的改革，政府和社會公眾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
一方面是擴大了選擇經營者的空間，可以選擇更優秀的經營者；另一方面，是實現了在經營層面上靈活高效的企業運作機制的建立，調動企業員工積極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來切實提高公用事業產品數量和服務質量。
與此同時，還可以更好地實現公用事業在時段上、工段上和區域上的經營競爭。
徐宗威認為，推進經營層面的改革，可以把現在30年或50年的轉讓經營期限大大縮短到5年或10年，這樣更有利于形成競爭的局面。而公用事業項目在不同區域和不同工作層面、不同工作階段都可以通過經營權轉讓和競爭，來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
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正面對岔路口。
“‘政府是投資主體，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這是關于城市公用事業改革一個整體的觀點，不可割裂來看。”10月17日， 特許經營 專家，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對本報記者說。
徐宗威的這番表態，源自人們對中國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路徑討論的升溫。而在徐宗威看來，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賣光式改革”問題之爭
從2002年起，以提高效率更好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為目標，以引入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全面啟動。與之相伴，各地城市公用事業產權多元化改革風潮迭起。
而今，當人們反思這場正在進行中的改革時忽然發現，這似乎更像是一場“賣光式運動”：城市公用事業的產權正迅速易主。
改革是否等同于產權轉讓？徐宗威提出，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要力避將其等同“產權轉讓”的傾向，并認為，“政府應當是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
“一般來講，具有公用性的東西產權如果歸個人私有，是會存在一些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對本報記者說。
他打了個比方：“如果把道路轉變為個人所有，假定他要利用財產權的絕對性，不讓你走，你就沒有辦法；反過來講，如果一個人擁有一條道路，必須要開放讓別人走，那么擁有這條道路又有什么意思呢？”
有學者認為，公共事業“賣光式改革”所陷入的最大誤區就在于，這將導致從傳統行政保護下的國企壟斷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壟斷———市場壟斷。
這種觀點認為，民營企業在“專營承包”等形式下，實際上獲得了該公共服務領域的完全支配權，因此搖身一變，成為享受壟斷紅利的專斷者，復制了以往國企的老毛病(效率低下、動輒漲價、挾壟斷以令民眾)，甚至更變本加厲，出于自利目的阻撓公共服務領域的深化改革。
“放開經營權是關鍵”
然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一種比較強烈的擔心是，這是否意味著“要把放出去的權力收回來，再坐享壟斷之利”？
有觀點指出，我國公用事業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一方面是公用事業單位浪費嚴重，成本居高不下，自身通過挖潛提高收入的動力不足，使政府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公共事業單位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工資、獎金和福利待遇，由此導致成本提高，經營難以為繼，不斷通過漲價向公眾轉嫁成本。
“由于公用事業領域基本上處于壟斷狀態，相關企業沒有競爭壓力，他們給公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價高質劣，導致公眾越來越難以忍受，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地步。”有學者指出。
而在徐宗威看來，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他解釋說，這里的“社會經營者”，可以是專業公司、經營公司、民營企業，也可以是國企、中外合作企業，甚至是個人。
徐宗威指出，城市公用事業的自然壟斷性，并不是因為政府投資造成的，也不會應為私人投資，城市公用事業的壟斷性就會消失，城市公用事業的這一基本屬性不會因為產權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他認為，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自然應該是政府，而這并不排斥社會資本的進入和參與。“只是社會資本的投入不擁有產權，而是通過政府與投資者商定的合理回報，逐步收回投資和利潤，來保證其應得的投資利益。”
在他看來，雖然城市公用事業不能改變其自然壟斷的性質，但通過經營層面的改革，政府和社會公眾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
一方面是擴大了選擇經營者的空間，可以選擇更優秀的經營者；另一方面，是實現了在經營層面上靈活高效的企業運作機制的建立，調動企業員工積極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來切實提高公用事業產品數量和服務質量。
與此同時，還可以更好地實現公用事業在時段上、工段上和區域上的經營競爭。
徐宗威認為，推進經營層面的改革，可以把現在30年或50年的轉讓經營期限大大縮短到5年或10年，這樣更有利于形成競爭的局面。而公用事業項目在不同區域和不同工作層面、不同工作階段都可以通過經營權轉讓和競爭，來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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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 特許經營專家徐宗威:"放開經營權是關鍵"
